老九

我在邢台市新华书店购买的第一本书是《法家诗歌选读》，时间一九七六年八月。一看“法家”与购买时间，时代特点不言自明。

二O一七年三月的一个午后，我静静地步入邢台市老城区狭窄的北大街，去寻找那家新华书店的旧址。像中国许多城市一样，“旧址”当然已不复存在、无影无踪。刹那间，我被一阵恍惚和苍凉交织的感觉紧紧包围，我仿佛看见自己年轻的灵魂，正迈着大步急切地跑进记忆之中新华书店的大堂里，然后消失不见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岁的我从河北唐山来到河北南部的邢台煤矿当了一名井下开拓工人。开拓这活儿通俗点说就像工程兵打山洞一样，不过我们是在几百米深处的地下打，苦、脏、险、累钢铁一般集于一身。如果说矿灯是划开我井下黑暗、死寂和洪荒的闪电，那消除我心中黑暗、愚昧和无知的力量，就是新华书店，就是新华书店的书，就是新华书店的同志们。许多年以后，我发现我年轻的灵魂不顾一切地跑进书里，他不是抵达与终结，而是新的出发与前行。

北大街新华书店一位姓李、黑红脸膛、皮肤粗糙有些麻点的男师傅，见我总来买书，就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向我介绍了邢台市另几处新华书店，比如：新华南路挨着消防队的一家、工农兵电影院门口西的一家、电报大楼东中兴西大街与郭守敬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一家，他明确告诉我：老弟，你最好去电报大楼东那家去找书，都在桥西，离你煤矿近，每次少走两公里，可省下坐公共汽车的五分钱，而且那书店地方‘大’，三层楼……”我连说谢谢，感动得双手直抖。当时，我是个十分木讷的小伙子，见到生人说话都脸红，李师傅不告诉我，我断不敢也不会主动开口。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仍在北大街新华书店“淘”了《辛弃疾词文选注》、《论音乐的美》（【奥】爱·汉斯立克著）等十几本书。“辛”书的封底李师傅给盖了一枚“小红章”，章为横条形，左边是镰刀、斧头、步枪的紧密组合，右上是“新华书店”四个稍大点的字，右下是小点的“邢台市留念”五个字，最下边是一本书翻着打开的形状。这枚小红章无疑是那个工农兵时代的印迹。对于爱·汉斯立克及其《论音乐的美》我完全陌生，更一点不懂音乐美学，拿下这么一本书完全是出于好奇：呀！外国人写的。那一年见外国人的书是不容易的。过两年的一个秋天，解禁的声音到处回响，思想像蝴蝶的翅膀在大地上飞翔，“大”新华书店门前人头攒动，据说几本外国翻译的小说将要售罄，我因抢上了一本《鲁宾逊漂流记》而心花怒放。回矿下井时都禁不住一个人“嘿嘿”傻笑：我要是一个人漂到一座荒岛上多好，但千万要再有一位烙大饼的姑娘。

一九八二年春，“大”新华书店的书日渐增多，古今中外，政治、哲学、经济、历史、自然、美学、文学、书画……等等。我获得了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吴易风的《空想社会主义》、汤用彤的《随唐佛教史稿》、马坚翻译的《古兰经》等。当莫尔、圣西门、傅立叶的“乌托邦”向我扑面而来时，我只有求教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卫·休谟的“砖头”太沉，可他说到“男女关系”责任那句话却一针见血、过目难忘；马坚的译本新奇美妙、引人入胜、流畅准确；汤用彤居然把隋唐佛教史整得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华美典雅。这一年，我为了买书、买好书好像疯颠，擅自卖掉了父亲为我结婚准备的自行车、英格表、大立柜、五斗橱等，我被父亲斥为“败家子”。父亲闹不明白，新华书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会买书直到今天，且会持续永远。

早年我买书读书甚至写书时，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情况已有耳闻，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却让我心坚如铁。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没有年轻时的“三死”，怎能有后来的读书活、读书长、读书变呢？在手机这个社会关系总和的强力影响下，信息化、网络化、人工智能化、大数据等科技风起云涌、交互震荡，我仍然坚信只要人类存在，书就会存在。新华书店的李师傅怕是早已退休了，我买书经常打交道的女同志有的已不再工作，有的眼角已出现皱纹，有的甚至当了奶奶、姥姥，每每在新华书店或大街上见面，彼此恬淡一笑，打声招呼，纯粹又温暖。四十年啊，我们的承载是重还是轻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我们的灵魂都曾跑进书里，跑进新华书店，也都曾跑出书来，跑出新华书店，这样跑进跑出的，灵魂与书与新华书店相融相契相助相好，日子、人生和世界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改变着。当我们读书时，我们究竟还是得到了许许多多……

老九，本名杨佑田， 1958年4月生，男，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教授级高工